人际关系中，最难拿捏的是分寸。关系再好，也要有分寸感。合理的分寸感，有利于在交集中互相熟悉，在熟悉中互相理解，在理解中互相尊重。分寸感不是处事圆滑，而是言行得体，既不显得生分，也不显得过分。
在社会现实中，对同一件事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但是，看归看，想归想，待要说出来，就需斟酌一番了。
在有些情况下，人们嘴边的说法，同内心的看法想法并不一致。心直口快不见得就是坏人，但却有可能坏事。
一家人生了个男孩，抱出来给大家看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喜事，照例应该美言几句，可有人偏偏煞风景，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，于是遭到大家一顿合力痛打。
鲁迅在哲理散文《立论》中所设置的这一叙事场景，每每读来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世间怎会有这等怪事发生呢？可回头仔细想想，类似的情形却并不少见。
说那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做官，虽然是客套话，当不得真，但也算是“借您吉言”；说那孩子将来要死的，虽说是必然，但乌鸦嘴式的直白的确该打。有人以为，鲁迅借助这一场景尖刻地讽刺了“说谎的得好报，说必然的遭打”的现实世相。
其实非也。鲁迅所要针砭的，并非这类所谓的毒舌，而是在谎话和真话之间打哈哈的滑头。
所谓滑头，说的是那些“不说好，不说坏，谁也不见怪”的人。他们以圆滑世故立身，看起来居中公允，其实一点也不老实。
说话讲究艺术性，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胸襟和涵养，但这并不等于丧失做人的原则，用好话文过饰非，以文辞欺世盗名。关键的问题是，如何表达才能既客观又得体。
说到滑头，不能不提胡旦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国史馆修撰胡旦，晚年因眼疾在家闲住。一天，国史馆的人商议为一高官写传记。这个人年轻时地位低贱，曾以杀猪为业。隐讳这个情况吧，就不是如实记录；照实写出来吧，又怕过于唐突而得咎。
史官们实在想不出好办法，于是就一起去见胡旦。胡旦说，为什么不说这个人年轻时曾操刀割肉，表示自己有宰割天下的志向呢？史官们听后无不叹服。胡旦的“睿智”固然让人钦佩，但通过辞色溢美的方式为人作传，未免失之圆滑世故，哪里还有客观公正可言？
类似胡旦的例子，于今并不少见。例如，有人把损坏文物称为“保护性拆除”，把互相输送不当利益叫做“礼尚往来”，把剽窃抄袭说成“过度引用”……诸如此类的辩解，说出来艺术多了，看起来温和多了，听起来是换了个说法，而事件的性质，正是在这种“换个说法”的忽悠中被遮掩过去，变得轻描淡写。
说到底就是帮丑闻遮羞，为劣迹掩盖，这就不是得体，而是滑头，甚至有些还涉及原则问题了。
作者：王兆贵
文章来源：《前线》杂志2020年第11期，原标题“得体与圆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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